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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啟明晨星——風云際會的新文化運動先驅者們
      發表時間:2024-01-23 來源:北京日報

        箭桿胡同20號是一座不大的院落,隱身在東華門大街北側曲折幽靜的胡同深處。100多年前,這里是陳獨秀在北京的居所,也成為《新青年》編輯部。

        這座小院,曾聚集起一批優秀的思想者和文化先驅,掀起了影響整個中國社會的新文化運動。

        陳獨秀、李大釗、胡適、魯迅、錢玄同……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通過《新青年》登上歷史舞臺,他們鼓吹新思想、新文化,啟發新覺悟,喚醒了一代青年。而這些青年人也正像新文化運動興起時所期望的那樣——如初春,如朝日,如百卉之萌動,如利刃之新發于硎。毛澤東、周恩來、蔡和森……都被《新青年》所激蕩。

        馬克思主義在新文化運動的大潮中得以傳播,像破曉時的曙光,指引著在黑暗中尋求光明、在蒼茫中摸索前路的中國人,并在此后百年間,徹底照亮了中國。

       

        “青年的指導者”

        1917年1月4日,景山東街馬神廟,北京大學校門口,一行師生列隊歡迎剛剛上任的新校長蔡元培,恭恭敬敬地向他敬禮。蔡元培見狀,脫下自己的禮帽,鄭重其事地向師生們回鞠一躬。

        這一幕,讓一百多年前的北大師生“大為驚訝”。

        北大校長是由大總統直接任命的要員,進門時師生都需要行禮。北大學生顧頡剛見識過幾任校長,都對這些行禮視而不見、不予理睬。蔡元培到校第一天,就打破了歷任校長的“慣例”。

        當時的北大,作為全國最高學府,還有很多今人難以想象的“慣例”。

        在顧頡剛印象中,那時的北京大學像個衙門,沒有多少學術氣氛。有的教師不學無術,一心只想做官;有的教師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,學問不大,架子卻不小。

        學生很多是官僚、大地主子弟,整日打麻將、吃花酒、提籠架鳥、逛八大胡同,對讀書毫無興趣,不過是混資格,以便將來進入政界。整個校園都彌漫著封建官僚習氣。

        3個多月前,蔡元培在法國巴黎,正在為留法勤工儉學會奔波,突然接到北洋政府教育部總長范源濂的電報,邀請他擔任北大校長一職。身邊老友紛紛勸他不要蹚這池渾水,“北大腐敗極了,進去若不能整頓,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”。

        蔡元培是前清翰林,同盟會元老,辛亥革命后,即被孫中山委任為首任教育總長。他推行教育改革,廢除尊孔、祀孔,刪經學??稍绖P篡奪革命果實后,倒行逆施,大搞尊孔復古,氣得蔡元培掛冠而去,赴歐洲游學、考察。

        袁世凱倒臺,讓壯志未酬的蔡元培看到新的希望。他思慮再三,抱著“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”的決心,回國就職。

        1917年1月9日,京城雪花飛舞。時年49歲的蔡元培在北大發表就職演說,向全校學生提出三項要求:抱定宗旨、砥礪德行、敬愛師友。

        所謂“宗旨”,就是要將北大真正變成治學的場所。在蔡元培看來,大學是研究學問的地方,不是升官發財的階梯,需要培養學生研究學術的興趣和獨立求真的人格。而實現這一“宗旨”,當務之急是延攬人才。

        蔡元培決定先從文科做起,聘請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文科學長。到職第一天,他就請兩位浙江同鄉——時任北京醫學專門學校(今北京大學醫學部)校長的湯爾和、北大文科教授沈尹默,舉薦人才。兩人都建議,北大文科學長可由陳獨秀擔任。

        陳獨秀在日本留學時,曾與湯爾和同在成城學校陸軍科學習軍事。湯對陳獨秀強剪清廷督學辮子一事,印象頗深。陳獨秀留學回國后,曾與沈尹默一起在杭州陸軍小學教過書。第一次見面時,陳獨秀就評價沈尹默的書法太俗氣。

        湯、沈都對陳獨秀的膽識和才智頗為賞識,認為陳“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”。湯爾和還拿了十幾本《新青年》給蔡元培看。

        蔡元培對陳獨秀并不陌生,“本有一種不忘的印象”。1904年,一批從日本歸國的留學生,為推翻晚清政府,在上海成立暗殺團,謀刺晚清大臣與官吏。蔡元培和陳獨秀都是暗殺團成員,有過一面之緣。

        在幾位友人的推薦下,蔡元培又翻了翻《新青年》雜志,決意聘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。

        說來很巧,當時陳獨秀就在北京。他與安徽同鄉、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為群益書社和亞東圖書館合并一事,來北京籌集資金,住在前門西河沿的中西旅館。

        蔡元培聞訊,冒著風雪到旅館拜訪。卻不料,陳獨秀稱自己沒有在大學教過書,又沒有什么頭銜,推辭了這番好意。他還對蔡元培說,《新青年》雜志剛剛起步,實在分身乏術。

        之后幾天,蔡元培每天上門來請。有時來得很早,陳獨秀還沒有起來。他招呼茶房,不要叫醒,只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。汪孟鄒感慨:蔡先生道貌溫言,令人起敬。

        蔡元培“三顧茅廬”,陳獨秀勉強答應,約定先干3個月,不能勝任就走人。蔡元培大喜,立即致函教育部,隨函附上陳獨秀的簡歷。

        在這份簡歷中,蔡元培不惜替陳獨秀虛構了“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,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、安徽高等學校校長”的履歷。蔡元培求賢若渴的精神,由此可見一斑。

        除了陳獨秀,蔡元培接下來又聘請了胡適、周作人、劉半農、魯迅等為北大文科教授;李大釗為北大圖書館主任。這些新派學界領袖人物的亮相,讓文學革命、思想自由的風氣一度在北大流行。

        蔡元培主張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。留著大辮子、通曉九國語言的怪儒辜鴻銘;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、因“一念之差誤了先人清德”的經學家劉師培;“以罵人名海內”的音韻訓詁學家黃侃等,也都是他延聘的學術大師。

        一時間,新舊兩派大師云集,北大成為新舊文化交鋒的舞臺。

       

        “舉義旗之急先鋒”

        陳獨秀到北大任職后,《新青年》也隨之從上海搬到北京,落戶箭桿胡同9號(今20號)。

        其時,這份雜志已創辦一年有余。1915年9月15日創刊時的名字叫《青年雜志》,陳獨秀寫下創刊詞:“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,羞為淺化之民也,則急起直追,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?!笨茖W與人權,就是陳獨秀鼓吹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起源。除此之外,陳獨秀在哲學、文學、教育、法律、倫理等廣闊領域向封建意識形態發起了猛烈的進攻。

        一開始,因為《青年雜志》沒有名氣,基本都是陳獨秀一個人在寫稿。后來因為雜志名字侵權,??欢螘r間,1916年9月才改名《新青年》。

        為了打開銷路,陳獨秀請亞東圖書館的汪孟鄒幫忙四處求稿。汪孟鄒想起在美國留學的小老鄉胡適,此人學問不淺,不妨請他為雜志寫稿?!缎虑嗄辍烦龅谝黄?,汪孟鄒就趕緊給胡適寄了一本,并附上了陳獨秀的約稿信。去信之后,石沉大海。

        汪孟鄒又求了幾次,胡適才給陳獨秀回信。胡適在信中說,改造新文學應該從輸入西方名著入手,觀摩學習后再自己創造新文學。他附上一篇俄國文學譯作,這是胡適給《新青年》撰稿的開端。

        在1916年10月出版的《新青年》上,陳獨秀發表了胡適8月從美國寫給他的信,在這封通信中,胡適初步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八項主張。陳獨秀對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大為贊許,回信要求胡適做更進一步的闡述,這就是1917年1月發表的《文學改良芻議》。

        據胡適后來自述,文學革命是他與幾位留美朋友“亂談出來的”。

        1910年,胡適考上庚款留學,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農學,后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,師從實驗主義哲學大師杜威。1915年,美國東部中國留學生成立了一個“文學科學研究部”,胡適擔任文學委員。在研究部的年會上,他寫了篇《如何可使吾國語言易于教授》的文章,就指出文言文是一種“半死的語言”,而稱白話文為活的語言。

        胡適是社交達人。留美期間,他經常和一群思想活躍、有志于文學改革的中國留學生梅光迪、任鴻雋、楊杏佛等一起辯論文學,游山玩水。

        1916年夏,在美國紐約中部的綺色佳,《留美學生季報》主筆任鴻雋與陳衡哲、梅光迪、楊杏佛等幾個留美學生,在凱約嘉湖上劃船。忽然,黑云翻滾,風暴驟至,他們急忙往岸邊劃去,一個個被突降的大雨淋得狼狽不堪,慌亂之中差點把船也弄翻了……

        任鴻雋興致頗濃,寫了一首“泛湖即事”的四言古詩,寄給缺席的胡適。詩中有“言擢輕楫,以滌煩疴”,“猜謎賭勝,載笑載言”的句子。胡適看后回信說,這詩里一半是二十世紀的活文字,一半是三千年前的死文字,太違和了。

        任鴻雋很不服氣,給胡適回信辯解。在哈佛大學研究院專攻西洋文學的梅光迪也替好友打抱不平,寫打油詩嘲諷胡適。圍繞文言與白話,胡與任、梅打了好幾回筆墨官司。

        正好,陳獨秀隔洋求稿,胡適就把“亂談出來的”思考寄給陳獨秀?!耙驗樵诿绹艿搅伺笥褌兊姆磳?,膽子變小了,態度變謙虛了,革命變為改良,文字題為‘芻議’”。

        陳獨秀捧讀之下,對文中主張大為贊同,稱《文學改良芻議》是“今日中國文界之雷聲”。為了給未曾謀面的知音大張聲勢,陳獨秀隨后寫了一篇《文學革命論》,在下一期的《新青年》上發表,高張文學革命的大旗,“文學革命之氣運,醞釀已非一日,其舉義旗之急先鋒則吾友胡適?!?/p>

        胡適自己也沒想到,陳獨秀“以老革命黨人的氣勢”,號召反對舊文學、舊道德、舊傳統,把不溫不火的“文學改良”變成風風火火的“文學革命”。

        26歲的胡適人還在大洋彼岸,在國內就已經成了眾所周知的文學革命急先鋒。

       

        《新青年》“朋友圈”

        時任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國文部教授的錢玄同讀了胡適的文章,“極為佩服”。他給陳獨秀寫了一封長信,盛贊胡適的文章“祛千年來腐臭文學之積弊”,并預言“選學妖孽,桐城謬種”們,一定會跳出來罵胡適。

        “選學”是以《昭明文選》為宗的古文學派,“桐城”是清最負盛名的古文散文流派。魯迅曾對此作出解釋,“是指做‘載飛載鳴’的文章和抱著《文選》尋字匯的人們”。他說,錢玄同形容恰當,所以這句罵舊派文人的話流傳久遠。

        錢玄同是國學大師章太炎的高足。他曾狂熱地踐行復古,寫小篆,行古禮。民國初年,他在浙江教育司任職時,每天穿一身孔子時代的深衣,頭戴玄冠上下班。袁世凱借助復古恢復帝制,讓錢玄同徹底失望。他搖身一變,成了反古文的“黑旋風李逵”。

        錢玄同的信,讓陳獨秀和胡適大喜過望。陳獨秀亦贊錢玄同:“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學大家,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,何憂全國之不景從也??蔀槲膶W界浮一大白?!?/p>

        從此,錢玄同甘當《新青年》“搖旗吶喊的小卒”。他在上面發表了多篇文章,提倡新式標點符號、數字可改用阿拉伯數字、書寫方式改為左行橫移等主張。這些在當時看來“極其大膽”的建議,后來大多被采納并應用至今。

        在錢玄同眼里,老友周樹人和周作人的思想是“國內數一數二的”。他們在日本東京留學時,曾同聽章太炎講古文,因為錢玄同聽課太投入,總是不自覺地從后排往前移。周樹人形容他“爬來爬去”,還給他起了個外號叫“爬翁”。

        其時,周樹人蟄居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。錢玄同上門拜訪,他就是周樹人在《吶喊〈自序〉》里所寫的“一個老朋友金心異”。

        周樹人那時正在抄“沒有什么用”、也“沒有什么意思”的古碑,打發時光。錢玄同深知周樹人的才華和抱負,建議他可以為《新青年》寫一點文章。

        但是一本雜志真能喚醒麻木的國民、對社會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嗎?周樹人對錢玄同說:“假如一間鐵屋子,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,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,不久都要悶死了,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,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?,F在你大嚷起來,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,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,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?”錢玄同答道:“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,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?!?/p>

        周樹人被錢玄同說服了,后來他寫道:“是的,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,然而說到希望,卻是不能抹殺的,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,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,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,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?!?/p>

        不過,在自己動筆之前,他先動員起了自己的弟弟周作人,并把《新青年》雜志寄給了他。

        周作人從日本留學回國后,一直在紹興教書。蔡元培為北大招兵買馬時,周樹人作為同鄉、老下屬,推薦弟弟周作人到北大任教。蔡元培欣然同意。1917年9月,“蓄濃髯,戴大絨帽,披馬夫式大衣,儼然俄國英雄”的周作人,正式到北大講授歐洲文學史。

        到京后,周作人與周樹人同住紹興會館?!芭鹿贰钡腻X玄同,仍在夜里不斷造訪,目的只為《新青年》索稿。后來,周作人把譯稿《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說》交給了錢玄同,算作第一次投稿。

        而周樹人直到1918年5月,才在《新青年》上發表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現代白話文小說——《狂人日記》。這也是他第一次用“魯迅”的筆名,從此便一發不可收拾,在《新青年》上共發表50多篇作品。

        周氏兄弟始終與陳獨秀、胡適保持一定距離,只在文學改革的某些觀念上彼此相互支持。用周作人后來的話說,這是“交淺”,而不妨“言深”。在《新青年》當時的朋友圈里,與周氏兄弟最投契的是劉半農。

        劉半農是江陰才子,上海文壇有名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家。1916年,一次偶然的機會,他在上海結識了陳獨秀,兩人一見如故。陳獨秀向他約稿,劉半農自稱急需“洗刷”腦筋中“舊文學的毒”,欣然應允。從這年10月起,劉半農便加入《新青年》陣營。

        陳獨秀到北大后,向蔡元培力薦劉半農。1917年夏,蔡元培破格聘用中學肄業的劉半農,邀請他擔任北大預科國文教授。劉半農穿著魚皮鞋,一步跨進了中國的最高學府。為了與鴛鴦蝴蝶派一刀兩斷,他把帶有脂粉味兒的“伴儂”改為“半農”。

        在周作人、劉半農進入北大前后,蔡元培也迫不及待地給胡適簽發了聘書。

        1917年7月,胡適學成回國。陳獨秀寫信邀請他來北大,不惜把文科學長的位子讓給他。蔡元培對胡適也頗為欣賞,認為他是“舊學邃密”而且“新知深沉”的一個人,聘請他到北大擔任文科教授。

        兩個月后,胡適抵京,北大文科新添一員大將。蔡元培在六味齋設宴為他接風,可見他在蔡心中的地位。胡適第一個月工資是260元,僅一個月后就漲到了280元。他給母親寫信說:“此為教授最高級之薪俸。適初入大學便得此數,不為不多矣?!?/p>

        隨著北大名師的增加,各種文化思潮和文化活動十分活躍。

        《新青年》“朋友圈”也不斷擴大。這一年,為《新青年》寫稿的,除了陳獨秀在《甲寅》雜志當編輯時結交的文友——高一涵、吳虞、易白沙、李大釗等,還有北大的錢玄同、劉半農、陶孟和、蔡元培、胡適、周作人、沈尹默等。這支作者隊伍,絕對算得上最強“文化天團”了。

        《新青年》聲名大振,“每期出版后,在北大即銷售一空”。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司令部,也就這樣形成了。當時遠在湖南長沙的毛澤東,也是《新青年》的忠實讀者。十多年后,他在與斯諾的會談中回憶說:“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,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。我非常敬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?!?/p>

       

        “新舊思潮之決斗”

        《新青年》的影響力不是一蹴而就的,甚至在1917年8月,負責發行的群益書社以印數太少、銷路不暢為由,一度停止出版《新青年》。陳獨秀從中極力交涉。直到這年年底,群益書社才勉強答應續刊,但前提是雜志必須改革。

        次年1月,《新青年》復刊,由陳獨秀一人主編改為同人刊物,所有稿件都由編輯同人撰譯,不另購稿。每出一期,就開一次編輯會,商量下一期選題。

        周氏兄弟聲稱是“敲邊鼓”,不參加編輯會議,“只是遇著興廢的重要關頭,才會被邀列席罷了”。沈尹默也說自己“僅負名義而已”,因為眼睛有病,且自忖非所長,輪到他當編輯時,請錢玄同和劉半農兩人幫忙代編。

        劉半農對《新青年》銷路不暢很上心。他給錢玄同寫信說,“文學改良的話,我們已經鑼鼓喧天的鬧了一鬧,若從此陰干,恐怕人家要說我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……”他提議,上演一場新舊文化“雙簧戲”,炒作一番。

        于是,在《新青年》四卷三號上,錢玄同化名“王敬軒”,用文言文寫了一封讀者來信,列數胡適、陳獨秀等人的種種罪狀。緊隨其后,劉半農以記者身份,用白話文撰寫《復王敬軒書》,用一萬多字批駁“王敬軒”觀點,滿滿的火藥味兒。

        “王敬軒”暗指桐城派古文家林紓。他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奇人,能詩,能文,能畫,因受桐城派大師吳汝綸賞識,曾任京師大學堂教師。林紓不懂一句外文,卻在懂外文朋友的協助下,用桐城古文翻譯了一百多部西洋小說,成為煊赫一時的“譯界大王”。

        劉半農卻嘲諷林紓翻譯的外國著作,擇稿不精、謬誤太多、“把外國文字的意義神韻硬改了來湊就本國文”。他認為,林紓翻譯的著作只能是“閑書”,沒有多少文學價值。

        錢玄同和劉半農自導自演的這場新舊文化“雙簧戲”,并沒有馬上得到林紓的回應,倒真是讓《新青年》受到了異常的關注。

        曾在林紓門下求學、當時的北大法科政治系學生張厚載,給《新青年》投了一篇《新文學及中國舊戲》,批判錢玄同等人對中國舊戲的言論。結果是自己立了個靶子,被陳獨秀、胡適、錢玄同、劉半農等輪番轟炸。

        按常理,這幾位文化大家和張厚載論戰,就是毫不費力的降維打擊,但是在幾個人的文章中,只有胡適是在平心靜氣、條分縷析地在辯論,其他人的言辭之激烈、刻薄,已經有失文學論爭之態。

        特別是錢玄同,一向語不驚人死不休。他有一句很極端的名言:“人到40就該去死,不死也該綁到天橋去槍斃?!彼奈膶W革命主張更是激進,大喊:“打倒古文!打倒漢字!打倒國粹!”

        這些極端言論,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?!缎虑嗄辍飞踔烈欢缺慌鸀殡x經叛道的異端。

        林紓一開始任其“自鳴自已”,一年后才用力反擊。上?!缎律陥蟆愤B載了他的文言政治小說《荊生》和《妖夢》,影射蔡元培、陳獨秀、胡適和錢玄同,攻擊新文化運動。他還在小說中暗示北洋軍閥,用武力鎮壓新文化運動。

        張厚載借機在小報上造謠,說陳獨秀、胡適、陶孟和等思想激烈,受政府干涉,已經被迫辭職。他還造謠說,陳獨秀到八大胡同狎妓,與學生爭風吃醋,挖傷某妓下體泄憤……

        謠言甚囂塵上。

        林紓沒有就此收手。他繼續在北京《公言報》——皖系軍閥官僚政客集團安福系機關報——以公開信的形式發表《致蔡元培書》,指責以北大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是“覆孔孟,鏟倫?!?。

        蔡元培當即寫了一封長信還擊。林紓和蔡元培的論辯迅速引發輿論關注。京滬各大報刊競相發表評論,“林蔡之爭”被冠以“新舊思潮之沖突”“新舊思潮之決斗”之類充滿火藥味的標題,成為公共事件。

        1919年3月26日晚,蔡元培、湯爾和、馬敘倫、沈尹默等人,在湯爾和家里開會,商討怎樣應付社會上對陳獨秀的謠言攻擊。

        會上討論了什么?沒有人留下太多文字。湯爾和在第二天的日記里只有短短一句話:“昨以大學事,蔡鶴公(蔡元培)及關系諸君來會商,十二時客始散,今日甚倦?!?/p>

        幾天后,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會議,決定提前實行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。文理科統由教授會領導,教授會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輪流擔任。陳獨秀由此失去了文科學長一職,雖然仍為北大教授,但學校給他放了一年長假。

        對于這件事情,胡適一直憤憤不平。十幾年后,他和湯爾和重提此事,認為湯爾和等沒有將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,“是墮入奸人術中了”。胡適懷疑,是沈尹默等“反復小人”造成攻擊陳獨秀的局面。

        在胡適看來,那天晚上的會議,“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,實開后來十余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?!敝袊伯a黨的創立、《新青年》的分化、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,“皆起于此夜之會”。

       

        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》

        1918年11月11日夜,一戰停戰的電報傳到北京,全城沸騰。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屈辱,中國終于站在戰勝國的隊伍里,北京市民和知識階層歡欣鼓舞。北京教育界決定,11月14日至16日學校放假三天,以示慶祝。

        那時的北京,正被初冬的寒意包裹著,但在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里,每個人的心中都被李大釗的演說點燃起一團火。29歲的李大釗以敏銳的眼光,認識到一年前發生在涅瓦河畔的俄國革命所具有的劃時代影響。

        在《新青年》同人中,李大釗并不太引人注目。魯迅回憶,初次見面李大釗給他的印象很好,“誠實,謙和,不多說話?!缎虑嗄辍返耐酥?,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斗,扶植自己勢力的人,但他一直到后來,絕對的不是?!?/p>

        就是這樣一位“有些儒雅,有些樸質,也有些凡俗”的李大釗,在來今雨軒的講演會上,發出了遠高于同儕的獨到見解:

        “我們這幾天慶祝戰勝,實在是熱鬧得很??墒菓饎俚?,究竟是哪一個?我們慶祝,究竟是為哪個慶祝?我老老實實講一句話,這回戰勝的,不是聯合國的武力,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。不是哪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,是全世界的庶民。我們慶祝,不是為哪一國或哪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,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?!?/p>

        演講結束后,李大釗又寫下《Bolshevism(布爾什維克)的勝利》一文。文中,他不僅把社會主義、布爾什維主義、民主主義等列為真正的勝利者,還指出俄國革命者是“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克士(馬克思)為宗主的”,他們要聯合世界的無產者,創造一自由鄉土。文末,他激昂地宣稱:“試看將來的環球,必是赤旗的世界!”

        《庶民的勝利》《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》均刊登于《新青年》五卷五號(1918年11月15日出版),這也是中國最早的馬列主義文獻。

        《新青年》六卷五號,李大釗是當期編輯,這期《新青年》刊發了數篇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文章,集中、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,被學界稱為“馬克思主義專號”。

        按照正常的出版時間,這期雜志本該在1919年5月面世,卻遷延到了當年9月才刊出。這期間,接連發生了太多意外和波折:5月4日,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;6月11日,陳獨秀被捕,陳獨秀住宅(《新青年》編輯部)被搜查;7月底,李大釗妻子分娩在即,他不得不把妻兒帶回老家樂亭安頓……

        李大釗和胡適之間著名的“問題與主義”之爭,也發生在這期間。

        兩人你來我往的爭論文章,多數發表于《每周評論》。這是一份《新青年》編輯同人創辦的“專談政治”的小報,以區分高舉新文化大旗的《新青年》。因為《新青年》的“急先鋒”胡適有言在先:“二十年不談政治”。

        胡適對《每周評論》很承情,他曾說:“這張小報的發行,原是尊重我只談文化不談政治的主張?!?/p>

        其實,陳獨秀在創辦《新青年》初期,也有這樣的共識。他認為,倫理的覺悟比政治覺悟更深刻。但他的思想逐漸發生轉變,“在現實社會中,談政治也罷,不談也罷,誰都逃離不了政治,除非躲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,政治總會尋著你的?!?/p>

        1919年,五四愛國運動在北京爆發。為喚起更多民眾的愛國良知,陳獨秀和李大釗共同起草了一份《北京市民宣言》,由胡適翻譯成英文,印刷成中英文傳單。6月11日,陳獨秀在香廠新世界散發傳單時被捕。

        陳獨秀入獄,《每周評論》暫時沒受影響。于是,“不談政治”的胡適,成了“轉談政治”的小報的主要編輯。

        胡適開始談政治,矛頭卻先向內。他在《每周評論》上發表《多研究些問題,少談些“主義”》,引發了“問題與主義”之爭。即便不指名道姓,也看得出來他批判的對象,是在《新青年》上大談“布爾什維主義”的李大釗。

        李大釗隨即發表了《再論問題與主義》,駁斥胡適的言論。他旗幟鮮明地宣稱:“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主義的?!?/p>

        之后,胡適接連發表三論、四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,繼續向馬克思主義進攻。

        “問題與主義”之爭,其實質就是中國需不需要馬克思主義、需不需要革命的爭論。正是在這場爭論中,李大釗完成了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》。

        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》分兩期發表在《新青年》上,“馬克思主義專號”刊發了上半部分,下半部分則在《新青年》六卷六號上發表。

        這篇文章共26000字,涵蓋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:唯物史觀、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,“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,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”。

        可以說,在“問題與主義”之爭中,“喜歡談談布爾什維主義”的李大釗,系統、完整地梳理、闡述了他選擇的主義。

        新文化陣營由此開始分化。

        胡適和李大釗辯論時,陳獨秀仍在獄中。1919年9月,被關押了三個多月的陳獨秀出獄了。他寫了一篇題為《主義與努力》的短文,表明立場,一方面肯定了胡適的“一點一滴改造”,另一方面把主義比作行船的方向,“改造社會和行船一樣,定方向與努力二者缺一不可?!?/p>

        陳獨秀和李大釗選擇了同一條道路。

       

        “色彩過于鮮明”

        1919年末,章士釗、汪精衛邀請陳獨秀與蔡元培、吳稚暉南下,一起籌辦西南大學??墒顷惇毿汶m然已經出獄,人卻還在警察的監管之下,不允許他隨便出京走動。

        陳獨秀是如何安全離京的,《新青年》同人胡適和高一涵都有生動記述,兩人不約而同地提到,李大釗雇傭了一輛騾車,化裝成生意人,把陳獨秀護送到天津。陳獨秀上船前往上海。

        而高一涵在1927年所做《李守常(李大釗)同志事略》中,還提到一個細節,說陳、李二人“在途中則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事”。這就是后來人們耳熟能詳的騾車之中“南陳北李,相約建黨”的最早出處。

        不過,“南陳北李,相約建黨”是不是在騾車之中?高一涵的說法真實性存疑。據考證,他在1919年年底去了日本訪學,1920年6月才回國。也就是說,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離京時,高一涵并不在國內,也就不可能見證“南陳北李,相約建黨”。而且,高一涵和陳獨秀、李大釗都是《新青年》和新文化運動主力,但他后來一直都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即便真有騾車之中“南陳北李,相約建黨”之事,李大釗也不會說給高一涵。

        “南陳北李,相約建黨”這一佳話確是史實,只不過他們相約時,已經是1920年9月的事了。而且,從陳獨秀的信件和發表的文章看,他最終確定了馬克思主義信仰,應該是在1920年四五月間。

        陳獨秀離京赴滬,在北京的《新青年》編輯同人,心氣兒多少都散了。

        1920年4月26日,陳獨秀在上海致信李大釗、胡適等人,商量《新青年》是否繼續出版。如果繼續出,編輯是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,還是在京一人擔任,抑或者是由他在滬擔任?

        實際上,《新青年》的編輯事務也隨陳獨秀遷移到上海,編輯部設在陳獨秀的住處——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2號。

        當時,陳獨秀在上海一邊忙著籌備共產黨組織,一邊負責《新青年》稿件的撰寫、征集和編輯,諸事纏身,十分焦慮。負責發行的群益書社又因為雜志定價,跟他“一天之內起了兩次沖突”。

        汪孟鄒作為雙方的牽線人,兩邊跑、兩頭勸,結果誰也不聽。他后來向侄兒汪原放訴苦,“仲甫(陳獨秀)的脾氣真大,一句不對,他竟大拍桌子,把我罵了一頓?!?/p>

        雙方爭執不下,陳獨秀一氣之下,收回《新青年》雜志自辦發行,成立了“新青年社”。群益書社一紙訴訟,把陳獨秀告上法庭,雙方鬧得很不愉快。

        恰在此時,共產國際遠東局派代表維經斯基到北京與李大釗會晤后,經李大釗介紹,維經斯基南下到上海與陳獨秀諸人會面。維經斯基愿意為《新青年》提供資助,這對處在困境中的陳獨秀來說,無疑是雪中送炭。

        1920年9月,???個月的《新青年》復刊。這一期封面正中,繪制了一個地球,從東西兩半球上伸出兩只強勁有力的手,緊緊相握。沈雁冰(茅盾)曾解釋,這一設計“暗示中國革命人民與十月革命后的蘇維埃俄羅斯緊緊團結,也暗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意思”。

        這一期出刊時,陳獨秀已成為中共上海發起組負責人。上海發起組成員李漢俊、陳望道、沈雁冰等也先后加入編輯部,成為編撰骨干。也是從這一期開始,《新青年》成為中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,它與當時秘密編輯發行的《共產黨》月刊互相配合,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理論上正式的準備。

        1920年12月12日,廣東省省長陳炯明擬廢教育廳,設大學委員,主辦全省教育,邀請陳獨秀來粵主持。赴粵前,陳獨秀致信胡適、高一涵:“《新青年》色彩過于鮮明,弟近亦不以為然,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內容,以后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,但如此辦法,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?!?/p>

        陳獨秀有意將《新青年》內容變化原因歸為“北京來稿減少”,號召北京的編輯同人“多做文章”。而北京的胡適顯然并不贊同《新青年》越來越鮮明的政治色彩。他復信陳獨秀:“《新青年》‘色彩過于鮮明’,兄言‘近亦不以為然’,但此是已成之事實,今雖有意抹淡,似亦非易事。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決趕不上上海同人染濃的手段之神速?!?/p>

        這場關于《新青年》編輯事務的爭論,最終以胡適等北京同人退出、陳獨秀在上海另起爐灶告終。

       

        紅日破曉

        1920年6月,毛澤東從北京返回長沙,途中特意去上海拜訪了陳獨秀。當時,毛澤東正處于一生中最關鍵的時期。他曾給好友寫信說,那時“好多人講改造,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。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?用什么方法達到,自己或同志從哪一個地方下手?這些問題,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?!弊约合瘛八诠睦铩币粯?。

        與陳獨秀的會面,令“睡在鼓里”的毛澤東茅塞頓開。1937年,毛澤東對斯諾回憶這段往事時說,陳獨秀談自己信仰的那些話,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。到了1920年夏天,他已經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。

        而在北京的李大釗,則被毛澤東稱為“我真正的老師”。

        也是在和斯諾的談話中,毛澤東懷著深厚的感情說:“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,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?!?/p>

       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期間,正是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、馬克思主義思想開始傳播的重要時期。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、大力宣傳和不懈實踐,深刻地影響著毛澤東,而毛澤東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認真踏實的工作態度,也深得李大釗的贊賞。和青年毛澤東一起工作,李大釗更為深刻地看到“新青年的創造能力”,展望著二十世紀人類“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”。

        差不多同時,正在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周恩來,也是在新文化運動中,看到了暗夜之中的那道光明。

        1918年,還在日本留學的周恩來看到了國內寄來的《新青年》,頓覺豁然開朗,在1918年2月所記的《旅日日記》中寫下讀后感:“我這時候的喜歡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還高興十倍。宗教家常說人要信宗教就是‘更生’‘重生’。我覺得這回大領悟,將從前的全棄去了,另辟‘新思想’,求‘新學問’,做‘新事情’,實在是同‘重生’‘更生’一樣子了?!?/p>

        周恩來的日記是從1918年1月開始記錄的,采用的是白話文。而《新青年》從第四卷第一號(1918年1月出版)起實行改版,雜志文章全部改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進行創編,白話文運動剛剛興起。

       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思想啟蒙和民族覺醒的轉折點,廣大青年受到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,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閘門就此打開,由此激蕩起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,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拉開了大幕。

        “主義譬如一面旗子,旗子立起來,大家才有所指望,才知所趨赴?!苯涍^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,馬克思主義如破曉時綻露東方的一輪紅日,喚醒了正在尋求救國出路的先進知識分子。他們不僅看清了歷史發展的潮流,而且找到了認識世界、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。

        1920年8月,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《新青年》編輯部正式成立,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,陳獨秀為書記。

        1920年10月,在北大紅樓李大釗辦公室,李大釗、張申府、張國燾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。這是北京歷史上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。11月,北京共產黨小組舉行會議,決定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,李大釗被推選為書記。

        1921年7月23日,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,中國共產黨宣告誕生。

        據統計,在黨的一大召開時,全國58名黨員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黨、或在北大學習工作過,全國8個地方建立的早期黨組織中有7個地方負責人與北大有關。

        北大,正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。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之時,投身其中的先驅者們振臂高呼:提倡科學,反對迷信,提倡民主,反對獨裁,提倡新道德,反對舊道德,提倡白話文,反對文言文……渴盼著從方方面面改變中國。

        馬克思主義的火種,在新文化運動中播種、孕育,進而開啟了中國共產黨人波瀾壯闊的百年征程,照亮了中華民族歷史的天空,徹底改變了中國?!。ㄗ髡撸?span>張小英)

      網站編輯:穆 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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